近年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当代学者的全集或文集，如《程千帆全集》《缪钺全集》《邓广铭全集》《王季思全集》《邓云乡集》等，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语来评价，也绝不过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史料愈近愈
这绝对不是一句套话。和前面所说的几种全集或文集比起来，这套五卷本的《吴晓铃集》也许是最难整理的一种。这首先是因为吴晓铃先生（１９１４年?１９９５年）的学问实在太博，吴先生生前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治学横跨语言、文学两大门类。留下的文章从大的学科来说，就涉及语言学、文学、曲艺等；如果仔细来讲，则包括训诂、梵文、古典小说、戏曲、相声、快板、印度文学、苏联文学、藏书、版本、目录、掌故等领域。文章如此庞杂，整理起来确实有着相当的难度。更何况，吴先生的大小文章，除了晚年的部分随笔曾结集为《话说那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之外，似乎从未系统整理和出版过。这就不比程千帆、缪钺、邓广铭等老先生的文章，在出版大套《全集》之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结集甚至是文集出版。张中行先生在《吴晓玲集总序》中提到：“吴先生的夫人石素真女士身体不好，还难免有些杂事，又因为遗著多而杂，有的散见各处，整理颇为费力，直到几个月之前才大致完成”。（第３页）可见，因为吴先生的文章内容十分驳杂，又比较零散，家属在整理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说，《吴晓铃集》中的很多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相信有心的读书人拿到一本新书，一般都会先看序跋和目录，因为这样可以比较快地对一本书的来龙去脉和内容有相对清晰的了解。但《吴晓铃集》倒好，既没有《体例》或《出版说明》，也没有《前言》或《后记》；目录也只有分卷目录，而没有总目录。读者拿到这套书，顿时如坠云雾之中。一般来说，在作者过世的情况下，整理者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编辑、整理文集，总该有个说明。而且，文集不是全集，对于文章的取舍总有一个标准。那么，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标准？整理者也理应有个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可惜，《吴晓铃集》的整理者对此没有任何交代。还好，书前有一篇张中行老先生写于１９９９年的《总序》，但仔细一看，这篇文章主要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怀念吴先生，不但对于读者了解文集帮助绝少，即使想全面了解吴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也基本没什么帮助。这样的文章，大可放入附录之中，作为《总序》，总觉得有些不合适。
《吴晓铃集》共五卷，第一卷主要是研究小说的文章，第二卷是藏书、序跋、戏曲目录学、书评，第三卷是曲艺方面，包括京剧、昆剧、相声、快板、影戏，第四卷是散文，第五卷是戏曲。这样的编排上，似乎有些杂乱。如有关戏曲的文章分散在第二、第五两卷中。再说，前三卷是研究文字，最后一卷也是研究文字，为什么将散文很突兀地安排在第四卷中呢？我理想中的编排应该是小说第一卷、戏曲第二卷，藏书、序跋、书评第三卷，曲艺第四卷，散文第五卷。这样，或许比较明晰。而且，对于一位学人的文集来说，研究文字在前，随笔文字在后，大概也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吴先生的著述非常多，如校注本《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以注解简单、清晰、透彻而享誉学界，与王季思先生旁征博引的《西厢记》注释本风格迥异。另如印度文学的翻译《龙喜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版）、《小泥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版）等，现在想读，也不是就很容易找得到的。这些书没有被收录文集（但收入了三本书的《序言》），我虽然觉得比较遗憾，但校注、翻译的书不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套书毕竟不是全集。不过，很多单篇文章的“遗珠”，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如第四卷收录各种回忆、游记性的散文，既然收录了《俗文学》周报（《华北日报》）６０期（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上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为什么没有收录４９期（１９４８年６月４日）《俗文学者的供状》、５１期（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我们应再检讨》以及７４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芸子先生纪念》等。第四卷还收录了不少有关印度的文章，那么，《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上《印度文化的另一面》一文似乎也不应该遗漏。至于研究论文，遗漏也不少数，这里不再一一指出。同类性质的文字，整理者顾此而失彼，总是一件憾事。
文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所有文章没有标明出处。这可以说是这套书的致命伤。因为研究的需要，我最关心的是吴晓铃先生在建国后发表的大量有关旧戏改革的文章，如他在１９５０年代与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关系非常良好，曾在杂志上发表《打油歌》（１９５３年１月号，亦未收入文集）等。但相关史料对此记载很少，只有邓友梅先生在《漫忆汪曾祺》（《文学自由谈》１９９７年第５期）一文中，曾提到作为《说说唱唱》编辑的汪曾祺成功邀到吴晓铃先生稿件的事情。我一直很想了解吴晓铃先生在五十年代发表类似文章的情况，现在文集中也收录了不少有关曲艺的文章，这让我非常高兴，但随即便是极其失望――所有文章都没有标明出处。众所周知，这种文章往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不标明原始发表的日期和杂志，其历史价值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对于研究文学史来说，将这些文章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分析，更是第一要义。我们当然感谢编者把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免去我们翻阅旧报旧刊之苦，方便我们阅读，但另一方面，如果想引用这些文章，我们还是要一一去核对原始的报刊、杂志。试问，文集的出版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给大家“参阅”，而不是让大家去放心大胆地使用吗？
文章不标明出处，还会给读者一些不必要的困惑。吴先生是《金瓶梅》的大专家，他曾在《吉林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上发表名为《〈金瓶梅〉与李开先十六事》的论文。吴先生生前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网站上介绍吴先生时，曾列举了吴先生的两篇代表作，其中之一就是此文。但翻检文集，此文却不见收入，再仔细核对，才发现第一卷中《〈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一文共分十五节，前八节即《〈金瓶梅〉与李开先十六事》一文。也许专家早已知道两篇文章之间的关系，但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只是因为对某个问题感兴趣而去追问，却由于编者没有注明出处，不得不停下脚步而彷徨犹豫。其实，编者只要标明“此文原发表于某刊某期”或“本文某某部分曾发表于某刊某期”，不是能给读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吗？
作为一名购买《吴晓铃集》并希望将它作为史料来阅读、征引的读者，对于该书编辑整理上的不完备，我是非常失望的。可以说，编辑整理上的不完备，使得《吴晓铃集》的学术价值大大降低。吴晓铃先生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最有成就的论文也多为考据文字。他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文集会以这种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对当代学者和作家的文集进行整理，我们更应该而且更需要拿出一些整理古籍的劲头和勇气来，而且不乏成功的先例。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在新版《吕思勉文集》中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一书中，将其中的每篇文章都注明了出处，并把与原版文字的差异作了说明。这是学者的文集。手边还有一套董大中等人整理的《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版），不但对赵树理所有的文字一一注明出处，在书后还列有《尚不能确定的作品》《尚未找到的作品目录》《拟写作品目录》《赵树理著作编年》《赵树理笔名所引》等附录。这是作家的全集。作为读者，我们希望，所有的全集或文集都能这样，最起码，将所有文章一一标明出处，列出一个作者的《著述年表》。
（《吴晓铃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７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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